在当代画家中，李毅是一位艺术取向十分明确的画家，他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和艺术信念，守望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精神目标，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漾溢着现实生活的情致诗意和当代人对生活的憧憬与浪漫气息。

　　多年来，李毅始终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孕育艺术灵感，撷取素材，把自己的艺术之根深深植入现实生活的丰厚沃土之中;所以，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生活的“正面”，以浓墨重彩去营造现实生活清新、和谐的氛围和欢乐、健康的生存状态，作品中回荡着不哀的欢乐旋律。

　　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画得以在“形神兼备”中，获得“气韵生动”的效果。

　　显然，李毅在艺术上承继了国画大师黄胄开创的绘画风格，吸取、借鉴了当代各家冯远、杜滋龄、史国良等的写意手法和经验，并直接受到了李宝峰先生的言传身教，使他的艺术得以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日渐成长，日渐茁壮。

　　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成功经验，都可以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把知、行合而为一，把自己的智慧、思考与实践、行为融于作品之中;李毅便是这样一位画家，他不求时尚、不趋闻达，在自我与现实、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时代中定位自己的艺术，他不做书斋中“闭门造车”的画家，而是自觉置身于生活的风雨晴晦之中，以自己的敏感，发现生活中的诗性，他以大量的写生记录了生活的多姿多彩，因为艺术的现实风格是离不开生活现实的;这正是黄胄大师留给后人的经验，也是他数十年艺术经验的总结，这些饱含着心血、汗水的经验启迪着李毅，他沿着前辈道路渐行渐远的走下去，便有了日益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有了自己对生活的把握方式，他的艺术因而也越来越充实，越来越丰满。

　　为此，他数年跋涉并奔波在西部边疆，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与他们同欢乐、共歌舞，用自己的笔记下了所见所闻，记下了他为之动情的场景，在时间的沉淀与积累中，李毅的写生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也更富有情致。李毅笔下的写生，以简洁、洗炼的线条表现了维吾尔族、藏族和域外异族人们的习俗与风情，这数量巨大的写生、速写留下他情感的痕迹，也是他日后创作的雏形，为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同黄胄大师与其他前辈一样，李毅在写生人物画方面，强调并关注的是——“写”与“意”的并重，即在写实的基础上强调其表现性，而不是还原真实本身;在写生的基础上重视“意到笔不到”的含蓄、简约的表达;以自己的理解、认知、智慧和感受进行艺术的增删、取舍，甚至夸张、变形的处理，即在真、假之间、在逻辑与非逻辑之间确定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让作品在符合艺术规律而不是客观规律中演进，使作品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许这就是李毅的过人之处，因此，他的作品不论是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幅创作，如《永远的喀什噶尔》、《提孜那甫的婚礼》、《三江源头》、《草原风雪》、《鹰留与手鼓》、《天之娇》等，及田园牧歌风情式的作品《吐鲁番舞》、《天竺乐舞》、《刀郎之舞》、《丰乐图》、《载歌行》、《南疆风情图》等，都体现为一种直觉感性的把握特点，和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的提炼。

　　重要的是，当这一切都诉诸笔墨语言时，李毅便天然地以流畅的节奏、隽永的韵律和酣畅的笔墨情致给主题以表达;而黄胄等前辈的经验与技法也自然为他提供了启迪，循此道路，李毅轻车熟路地深入下去，他汲取了“笔墨齐下”的用笔特点，用笔洒脱爽快，尽量保留写生时的松动与韵味，以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线条运用，产生运动感，用以表现人物的动态——策马飞奔、回旋舞姿、载歌载舞……，有时长线、短线相变，有时意到笔不到，有时又以重复线条交织，以所谓的“重复之美”去表现画面的运动感和主题的激情表达，而浓郁的色彩——大红、绿、兰与墨色的鲜明对比，烘托了人物的欢快情绪和作品整体的情境。

　　“法无定法”，是中国画的重要法规，在继承中创新，便体现了“法无定法”的辩证关系，李毅以“法无定法”为理念，自觉跻身于“新中国画运动”，面对“语言转向”的艺术命题，他毅然选择了崭新的笔墨方式，这种笔墨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也是十分情绪化的，更是充满激情的，而且，在表现中，虚写与实写互为补充，在虚虚实实中，产生了“笔笔生发”的感觉，惟其有了“笔笔生发”的感觉，画面中的笔墨、线条、墨色才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一扫古人笔墨的气清惨淡之状，代之以自信和热情。

　　总言之，李毅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写生的心态和激情，在创作中时时回味写生时的体悟和感觉，在用笔、落墨、着色时极注意“画到生时是熟时”的法理，使一切都焕发出清新、质朴、明快的特点，主观为“第一印象”时的陌生感和冲动，因而用笔用墨磊落大方，挥洒自如，朴拙与飘逸并重，简约与繁密同一，显性与隐性互动，粗犷与精微结合，在干湿浓淡中给以发挥和表达，在以情舍理中运筹，这是李毅在时间历炼中的收获和艺术心得。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李毅的人物画，始于对生活的感受，成于笔墨的表现，凝聚于作品之中，“苦心人，天不负”，惟其如此，必有收获，必有结果。

　　这是我们对李毅艺术的期许、评价与希望。